周恩来在上海二 （5）

    周恩来在花费极大的心血克服了所谓“机关主义”之后，又进一步对党的秘密工作作出新的规定：“各级党部的设立，必须其所管辖区域的下层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工作已有开展，然后才能由此种下层组织成立上层组织。嗣后凡是下层组织没有工作，或是破坏之后，主要的路线应是领导同志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党的组织必须在此种基础上才能谈到恢复和建立。”

    为了加强党的秘密工作的领导，就在江苏省委问题解决不久，二月六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决定成立秘密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向忠发、余泽鸿三人组成，周恩来为主席。党的秘密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一步一步地走上正轨，为保全战斗在白区党的各级组织，为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自从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以后，在敌人白色恐怖下，我党各级组织完全处于敌人封锁、分割的状态。党中央，尤其是分管组织、特委的周恩来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绕开敌人布下的层层网络，加强中央对各地党组织以及红军的领导呢?如何帮助遍及全国各地的红军、初创的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建立通讯联系呢?他认为必须把最先进的通讯手段——无线电台建立起来。早在党的六大召开前后，周恩来就借看望中国在莫斯科附近学习军事的留学生的机会，有意考察苏联红军中的无线电台，询问有关密码的编制和使用。同时，他还“鼓励毛齐华同志学习无线电通讯业务”。是年十一月上旬，他回到上海以后，经过审慎的考虑，约见了在中央特委会工作的李强同志。

    李强“原是学土木工程的，没有学过无线电。他入党以后，先是做群众工作，后来做军委工作”。中央特委会成立之后，他又调到周恩来的身边工作。当他听说要他改行搞无线电通讯工作后，有些为难地说道：“我是学土木工程的，对无线电这门先进的通讯技术是一窍不通啊!”

    对此，周恩来是清楚的。但是，他认为只要有一定的科技基础，再有一颗忠诚于党的红心，是一定可以把无线电通讯技术难关攻下来的。这也就是他首先选定李强做攻关带头人的原因。他听了李强的话后，当即答说：“不会可以学会嘛!”

    “那……就让我试试看。”

    “不是试试看，而是一定要排除万难，尽快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无线电通讯事业!”

    那个时代的革命者，尤其是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人，完全是为信仰和理想而活着。因此，李强听后站起身来，以极其严肃的语气说道：“请放心，我一定完成中央交给我的这项重任!”

    对此，周恩来是坚信不移的，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诚如当事人所回忆的那样，“组织上决定他(李强)去学电台机务时，一切需要从头做起，困难是很多的。”但是，李强接受任务之后，主动地迎着困难而上，遂“以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的身分，同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商人交了朋友，并从他们那里购买了所需的零件、发电机和其他材料，以及许多有关无线电方面的书刊。他躲在赫德路的一所房子里，按照刊物上介绍的线路图”，开始了自学无线电理论的阶段。

    接着，周恩来又“找原是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当时任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的张沈川谈话，让他去学习报务。这对张沈川而言，其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二话没说，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

    诚如当事人回忆的那样，“可是到哪里去学呢?当时只能自己想办法。有一次他在报上看到‘上海无线电学校’的招生广告，就改名张燕铭去报了名，经考试后被录取了。入学后他才知道，这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台长和几个报务员，为捞取‘外快’利用机关的房屋开办的学校。”就这样，张沈川为了党的无线通讯事业，遂成了这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属下的“冒牌”学校中的学生。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开始起步了。而李强和张沈川也由此而获得了中国共产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母机”的称呼。

    周恩来自西渡归来，一向重视军事工作。早在国共合作时期，他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北伐中许多优秀的中下级将士和他有师生之谊。大革命失败前后，周恩来依据巴黎公社、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亲自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南昌暴动，同时还支持广州起义和全国各地的农村、城市暴动。由于张学良易帜，使得蒋介石不战而实现了统一，暂时贏得了集中较多的兵力，对工农红军进行“清剿”的机会。另外，再加上党内“左”倾盲动错误的指导，使得农村刚刚兴起的革命游击战争处在了最困难的时期。据史记载：“一九二八年五月，实力较强、条件较好的广东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遭到失败。六月，陕西渭华起义中组成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在敌军三个师的进攻下，也因力量悬殊而失败。同年夏，海南岛的人民革命军战斗接连失利，特委书记杨善集、司令员冯平等主要领导人先后牺牲。八月间，红军第四军在湘南遭到损失重大的‘八月失败’。十一月起，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井冈山时，红军一部分人又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待到周恩来处理完“顺直省委”与“江苏省委”问题不久，中央政治局于二月二日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同志报告红四军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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